后“43号文”高成本融资方式调查：业务萎缩 平台下沉

【后“43号文”时代的地方隐形债务演变】

在地方隐形债务演变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背景。自2014年下半年“43号文”出台以来，对于地方隐形债务的整治一直是焦点。这一文件旨在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管控，堵塞隐性债务的暗道，开启明渠。尽管文件效果显著，地方隐形债务并未完全如预期被遏制。

这一改革成效显著，体现在去年和今年的地方债券规模增长上，这也大大缓解了地方的偿债压力，并显著降低了地方融资成本。隐形债务并未完全消失，其规模和形式在经历短暂停滞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的统计比以往更为全面，包括今年火热的PPP项目在内。

西南地区一租赁公司的负责人向我们透露，该公司的平台类业务明显萎缩，转向贸易融资和国有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与此财政部近期部署摸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情况，旨在深入了解平台公司债务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回溯至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后，融资平台大量涌现，伴随的是银行贷款的大幅增长。为控制风险，监管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在此背景下，政信信托和租赁公司平台类业务应运而生，但这类融资的成本相对较高，且倾向于要求出具财政承诺函等，增加了地方债务风险。

“43号文”出台后，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被剥离。但出于稳增长的需要，地方仍通过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整体上，地方融资平台的高成本融资呈现萎缩态势。尽管如此，信托等机构更多选择县级平台作为交易对手。

早在2008年刺激政策之后，为控制风险，发文严格规范信贷管理。在这一背景下，政信信托和融资租赁平台类业务应运而生。这两种模式主要以土地抵押、应收账款收益权等方式进行融资。

“43号文”下发后，对地方融资仅留下发行地方债券和引入社会资本两种模式。按照相关规定，融资平台应剥离融资功能，不再新增债务。尽管如此，实际情况是，“43号文”下发约半年后，融资平台的信托、租赁业务便得以恢复。

如今，“43号文”的影响仍持续存在。一位华北地区的信托经理表示，“其带来的影响就如同业务暂停，然后重新开启。”与此一些县级融资平台负责人表示，“43号文”印发后，各种渠道融资都困难重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金融机构又开始积极寻求放款机会。

在江浙地区的金融圈，有关人士曾对媒体表示：“有时我们真的难以理解政策风向的变化。”去年发布的“43号文”对平台融资实施了严厉限制，但现在情势似乎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的背后隐藏着多重原因。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实体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地方融资平台成为相对安全的业务来源。而对地方而言，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压力下，扩大融资需求仍是当务之急。一位华北地区的信托经理透露：“地方建设往往先行，财政拨款随后，这使得地方不得不依靠融资来维持。”

随着“43号文”的实施，地方置换债额度的增加也带来了融资平台债券额度的上升。这一变化减轻了融资平台“借新还旧”的压力，使得银行贷款逐渐放开，融资成本大幅下降。政信信托规模的数据也呈现出下滑趋势，显示出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

尽管融资一直在努力降低成本，但实际效果如何？一位信托公司高层人士透露：“天津市的规定要求融资成本控制在6%以下，与信托对接变得困难。”与此融资平台公开发债成本则在5%-6%之间，对于租赁和信托等非标产品，虽然愿意接受略高于此的成本，但也无法接受过高。

除了成本问题，融资平台的业务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西南地区一租赁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公司的平台类业务已经明显萎缩，现在主要转向贸易融资和国有企业应收账款融资。去年该平台类业务占比60%，今年预计只有20%，下降幅度惊人。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与融资平台的合作也在发生变化。发行专项债、置换债后，融资平台资金增多，信托公司若想做业务，就必须降低标准。以前要求省市一级融资平台及百强县、财政收入20亿以上，而现在标准不断下降，甚至部分县级财政收入10亿都达不到也能做信托，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增信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以前部分公司会要求土地抵押、财政出函，但现在越来越少。

当前地方对于财政承诺函的态度也出现分化。部分地方坚决不出兜底、承诺函等不合规文件，而经济不发达、融资需求强烈的地方仍在出具这些文件。以近期投向贵州地区的信托项目为例，多数项目都涉及地方财政承诺函。这也引发了部分机构的担忧。当前财政部部署摸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情况的工作可能导致一些观望情绪的出现。但也有一些信托经理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现在就看明年怎么做，我觉得明年涉及到借新还旧应该还有机会。”随着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金融机构和融资平台需要不断调整策略以适应新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