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 索罗斯 李嘉诚都在做一件事避险

关于经济的逆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

从战后“关贸总协”到WTO，再到PPP，全球经济一直在朝着更加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带来的显著特点是资源的流动，包括人的流动、资本的流动以及技术的流动，这些流动提高了效率，使得全球各地的经济发展差异逐渐缩小。近年来，逆全球化的潮流逐渐兴起。

逆全球化的根源复杂，其中中产阶级的影子隐约可见。无论是川普的崛起还是英国的脱欧，背后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为保护自身市场和利益，选择采取逆全球化的策略，但这往往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全球化让世界变得平坦，资源不断流向效率最高的地区，而现在，这一趋势似乎正在逆转。

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层面受到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增长速度的放缓。微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美元加息周期的到来，带动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逆转，利率收紧成为常态。随着美元利率的上升，中国自去年四季度开始，利率中枢也在不断上抬，流动性逐渐收紧。

这样的环境下，全球经济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资本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成熟的投资者都在寻求避险资产。例如，巴菲特的公司将近50%的资产转为现金类资产，而李嘉诚则选择投资欧洲房地产。这些投资大佬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未来宏观经济、全球经济的判断，表明现在的环境充满了风险与挑战。

再来看中国的经济情况。虽然的投资数字达到8.9%，但基建和房地产的投资占据了大部分，真正的实体经济投资增长乏力。资本外流的压力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虽然对外投资数字有所下降，但这背后更大的原因可能是收紧的外汇管理政策，使得居民和企业对外汇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虽然PPI数据有所上升，但CPI并未动，意味着消费市场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繁荣。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在下降，企业盈利数字尤其是中下游企业的盈利状况令人忧虑。

逆全球化趋势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冬天”里，捂住钱袋子比什么都重要。而对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不少，包括资本海外配置需求与现有外汇管理制度的冲突、宏观经济数字的好转是否真实反映实体经济状况等。接下来，我们需在实践中寻找平衡，以应对这些挑战。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涨幅并不显著，终端市场的消费需求也并未迎来全面旺盛。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上游企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严重挤压了中游企业的利润空间。这种经济复苏模式并不健康，也不符合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预期。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2017年的货币政策稳中收紧，而今年的紧缩力度相较去年更为显著。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比债务问题更为严峻。通过资产负债表分析，我们发现房地产和钢铁企业的负债率极高，而生物医药、互联网智能等行业的负债率相对较低。当前的问题并非单纯的债务问题，而是债务结构的问题。这就像是一个增长迅速的企业如阿里巴巴，即使负债较高，也能通过快速增长来化解债务压力，但对于钢铁和房地产企业来说，高负债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仍在寻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入。目前，基建专项基金和PPP项目等领域的投入已初见成效。

对于宏观经济的看法，我还想谈谈对大类资产的观点。我认为美元汇率仍将继续上涨，至少在未来两年内保持强势。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美元指数已经历三次上升周期，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周期是第三次。从历史角度看，每次加息通道开启时，美元都会升值。在特朗普的加息政策刚开始实施的情况下，我认为美元的涨势尚未到达顶点。

黄金价格与美元走势虽有关联，但并不完全同步。长期而言，黄金价格受利率走向影响。在加息通道中，利率的上升对黄金价格形成压制。虽然黄金在乱世中常被视为避险资产，但在全球经济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当下，黄金仍具有一定的交易性机会。

至于石油，我认为其价格主要受制于供给因素。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步入后期阶段，需求相对稳定且弹性较小。石油价格很难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我们的判断是，石油价格的天花板大约在60-70美元之间。

展望未来，中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后，有色金属、石油和钢铁等资源的需求将逐渐下降。对于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投资需谨慎对待。在进行大类资产配置时，应牢记核心原则：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至关重要。像大佬们那样将资产投向低风险高流动的领域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