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加快推进 龙头券商为争啖头汤暗暗较劲

今年以来的闪电发展，新经济似乎迎来了一剂强心针，而聚集了大众目光的CDR（中国存托凭证）也正逐步走进我们的视野。

近日，中国证监会就《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同时配合创新试点企业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修订了《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款。从各方反馈来看，券商对此表现出了极高的参与热情。

在CDR发行过程中，券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据了解，北京几家大型券商已有相关项目储备，部分券商也在积极部署相关业务。对于券商而言，参与CDR的主要流程环节包括保荐、承销、存托、做市和交易，其中投行部门负责保荐和承销业务，做市和交易业务则由公司的做市和经纪业务部门负责，存托业务则需要根据相关规定具体确定。

相关负责人，如申万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的战略业务部负责人屠正锋，表示公司正在深入研究境内外相关法规差异，了解企业的实际诉求和操作难点，并基于新经济的特殊性储备行业知识和人才。某合资券商投行人士也表示，虽然更多细则尚未出台，但公司已做好充分的业务准备。

券商参与CDR业务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屠正锋指出，对于保荐承销工作来说，对券商的尽职调查和保荐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已经海外上市的存托凭证发行人，核查的范围和履行到位有很大难度。对未在海外上市的发行人，创新企业的未来风险判断将考验保荐机构的行业理解能力。

目前，符合CDR门槛的企业相对较少，如何取得相关业务成为券商面临的最大挑战。监管部门对从事CDR承销保荐、做市和存托业务的券商在准入资格上应有具体和明确的要求。

预计符合相关政策资质要求的公司主要为互联网巨头，市值约7万亿元。按照融资比例进行测算，预计CDR初步融资规模较大，但考虑到流动性问题，预计2018年将有数家企业试点发行。《管理办法》框架应该是完善和严密的，但存托凭证的信息披露规则、做市商制度、重大资产重组和再融资规定等尚待进一步完善。

国金证券相关负责人表示，《管理办法》中的某些条款需要在实践操作案例中进一步明确和解读。例如，“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事项适用境外注册地公司法等相关规定的，应当保障对境内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总体上不低于境内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如何算是“不低于要求”，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和明确。

随着CDR的逐步推进和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新经济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券商在这一过程中也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存托凭证的转换机制及相关问题

尚未明晰存托凭证转换机制的运作细节。转换机制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存托凭证市场的估值，过度偏离其基础证券市场。鉴于当前人民币资本项目的管制尚未放开，以及存托凭证（CDR）上市后可能出现的大幅溢价现象，转换机制的明确成为市场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管理办法》中，关于证券公司担任存托人的资质条件尚未明确。这也是证券公司在积极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无疑，这一角色的确定对于存托凭证市场的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除此之外，《管理办法》还对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明确的规范。

第十二条规定提到，持有存托凭证的相关人员在境内减持其持有的存托凭证时，需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交易所的业务规则等规定。从字面上看，这一规定似乎主要针对持有存托凭证的投资者。考虑到存托凭证的总量并不高，按照目前的减持比例，可能会对市场价格带来显著影响。对于是否应该单独对存托凭证设定特定的减持比例，尚需进一步商榷和。

由于国内外存在时差，如何在信息披露上满足两地的监管要求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这对于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以及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性都至关重要。这也正是我们在推动存托凭证市场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和研究，明确相关规则和要求，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市场发展。

存托凭证市场的发展需要我们在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和研究。从转换机制、证券公司担任存托人的资质条件、减持规则到信息披露等方面，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存托凭证市场的健康发展，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