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旧部遇10年煤矿纠纷 周永康被指干涉该案

【重述文章】

介绍李嘉诚旧部遭遇的十年煤矿纠葛：常乐堡煤矿纠纷牵动众多神秘人物

编者按：在这场动辄百亿级别的煤田纷争中，各路神秘人物如“房姐”龚爱爱、“首长身边人”马茂根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刘某某等纷纷现身，各显神通。争斗不断升级，期间股权纷乱复杂，在大陆、香港发起诸多诉讼。周永康被认为是这场争斗中一个干预的“大佬”。

一线调查：

港区人大代表联名指控周永康干涉煤矿纠纷，李嘉诚旧部在陕北遭遇十年煤矿纠纷。最高法曾发出通知指导当事企业如何履行调解书，引发争议。这一纠纷涉及大量官员和神秘人物，情节曲折离奇。

高海燕，这位经济学女博士，曾是和记黄埔高管，帮助集团拓展大陆业务。十年前的回乡投资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参与陕西常乐堡煤矿的投资，却接连遭遇通缉、被打伤等困境。

暗藏多名官员的常乐堡煤矿纠纷始于2003年，当时高海燕与丈夫谢和平受邀回到陕西榆林市投资煤矿。随着煤价上涨，矛盾也涌现。总经理张新田因涉嫌贪污被刑拘，同时有官员参股的公司也引发纠纷。此后，高海燕夫妇忙于申请扩大井田面积和申办矿权，却遭遇种种阻碍和变故。

经过漫长的法律斗争，高海燕夫妇最终夺回常乐堡公司的控制权，但煤炭市场的变化已使这个煤矿的价值大幅上升。这场纠纷不仅涉及经济利益，还涉及权力的干预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常乐堡煤矿的纠葛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各路势力的介入使得局势更加复杂。

这场纠纷揭示了煤矿行业的复杂性和权力的交织。神秘人物的介入、官员的参与、煤炭市场的波动等因素使得这场争斗更加扑朔迷离。周永康的介入使得这场纠纷更加复杂，使得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高海燕夫妇的遭遇引起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他们为这对夫妇发声，呼吁纠正案件中的错误。这场纠纷的解决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才能找到公正的解决方案。

这场常乐堡煤矿纠纷是一场涉及多方利益、权力交织的争斗。它不仅关乎高海燕夫妇的利益，也反映了煤矿行业的复杂性和权力的运作。解决这场纠纷需要公正、公平和透明的法律程序，以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过往的岁月里，中信矿业曾经属于香港百浚天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浚天成），这家公司在2002年由高海燕与谢和平在港注册成立。历史的脚步在2005年发生了转折。安哥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NGOLA GROUP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安哥拉）与百浚天成达成了合作意向，欲入股中信矿业。

合作并非一帆风顺。高海燕回忆道：“他们曾承诺两天签约，十天完成资金注入，但直到今天，他们并未完全履行承诺。”双方曾在香港对簿公堂。但安哥拉转而来到大陆，与张新田联手发起了针对中信矿业的多个诉讼。

犹如一场噩梦的开启，常乐堡煤矿在2008年3月发生了透水事故，当地将责任归咎于法人谢和平。实际经营者张新田出面协调，并带领高、谢二人以及江苏的治水专家进驻矿区。

随后，一系列的***接踵而至。小股东提供的坐标被证实是假的，董事会上大股东要求审计账目并设置董事长助理职位，但总经理张新田并未服从这一安排。更为离奇的是，高海燕夫妇在准备飞往西安的途中，突然接到张新田姐姐的电话，称张新田被人打伤。高海燕夫妇在机场被警方控制，并被指控为雇佣凶器伤人。这一***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在看守所期间，高海燕和谢和平经历了长达六个月的羁押。期间，一场关于356万美元注资是否虚假的诉讼在法院展开。最终，榆林市中级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求。此后，他们又面临了一系列的法律纠纷和诉讼。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被禁止与律师见面，家人担心他们可能被误判。最终，在当地检察院的“调解”下，他们向张新田等赔偿了600万元。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高海燕事后查明，一位名叫刘某某的人在没有实际出手帮助的情况下，已将百浚天成再次转卖。这一***最终在香港的法庭上得到了解决。从看守所出来后的高海燕和谢和平与刘某某的协议未能达成，当地检察院第二次以“涉嫌雇凶伤人”受理案件，并对谢和平实施通缉。但最终，“雇凶伤人”案被最高检介入后得以撤销。

在这场纷繁复杂的纷争中，常乐工贸的代表张新田最终实际拥有了中信矿业的控制权。百浚天成过去100%控股中信矿业，而安哥拉的持股因未支付对价仍处于香港诉讼中。谈及此事，张新田表示不愿再谈。

在2009年及其后的岁月里，高海燕夫妇对一场涉及重大利益变化的案件一无所知，直到三年后才获得相关证据。这一案件涉及常乐工贸与安哥拉之间的“虚假注资”纠纷，在陕西省高院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上诉。

原告方主张认定“虚假出资”并享有“优先购买权”，而陕西省高院的判决却以另一种方式“原路退回出资”进行调解。判决书中，常乐堡公司的法人代表虽然是谢和平，但委托代理人却是与其权益对立的张新田。安哥拉在一审中被认定为不符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定条件，但在调解书中却变为了原告。

谢和平向最高院出具证明，称自己对这一调解一无所知，更不可能委托与自己权益对立的张新田。中信矿业的代理律师刘建仓也多次表示，根据公司法及外汇管理规定，注资资金不可以退回再注入。

那份三页纸的(2009)陕民三终字19号民事调解书，详细记录了双方达成的三条内容。这一调解书的诞生却充满了曲折与争议。从证据来看，这似乎是五方企业之间的一次恶意串通。高海燕称，他们未接到开庭通知，对调解内容感到困惑。特别是关于356万美元的注册资本金，原告坚持虚假注资，而被告则坚持真实有效，这让双方难以调解。

更为复杂的是，百浚天成的转让***。刘某某花费600万元购买百浚天成，但这一交易在2010年6月3日被西安仲裁委员会裁定无效。知名法学家江平担任首席仲裁员，裁定认定这次转让为趁人之危，显失公平，予以撤销。

最高院在审理过程中，一方面认定356万美元的“先退出再注入”不违反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相关法律规定，陕西省高院未通知开庭也不构成程序违法；另一方面，对于常乐堡公司委托张新田一事，最高院认为虽然授权委托书没有法定代表人谢和平的签名，但谢和平在二审期间并未提出异议，故张新田可以代表常乐堡公司参与调解。

“纷争不断，股权争夺疑云重重”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法律纠纷中，一份“调解书”成为了关键。这份调解书实质上确认了356万美元的出资义务及赌赢的股权归属中信矿业，与常乐工贸、白浚天成公司和安哥拉公司无关。这一调解书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不解。

在一场国内注册资本金案件中，安哥拉被列为了“上诉人”，白纸黑字地出现在调解书中。令人费解的是，最高院并未对此进行纠正，甚至在596号《民事裁定书》上记录了安哥拉的辩称。对此，高海燕表示疑惑，既然安哥拉是案外人，为何会被牵扯进来？

这场纠纷的历程颇为曲折。最高院曾在一份文件中指出，若原审判决或调解书存在瑕疵，而他们又不符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时，他们会以内部函的方式向原审法院指出问题。高海燕认为这意味着最高院对陕西省高院的调解书持有保留意见。

尽管最高院驳回了中信矿业和常乐堡公司的申诉，但这场股权争夺的战斗并未结束。高海燕表示他们掌握了常乐工贸与其他公司串通的证据，但最高院的裁定几乎复制了之前的内容。

在香港，这场纠纷变得更加复杂。张新田将百浚天成转给神秘人马茂根后，相关诉讼变得扑朔迷离。中信矿业成为了争夺的标的，而马茂根的身份也引发了诸多疑问。他自称与中央首长有联系，但证据显示他曾伪造多个身份证，并涉嫌案。

七年前那份被认为是争议焦点的调解书至今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高海燕表示他们未收到调解书，且七年来无人执行，而最高院却一再发文指导如何履行。这场纠纷涉及多方利益，包括外资方、常乐工贸的新持有人刘小平等人，以及龚爱爱的好友王鲜等。

张新田因挪用资金罪被西安市中院判处缓刑，但其具体罪行和资金去向仍然扑朔迷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曾向最高院过问此案，但得到的答复与最高院的文件类似。此前曾有传言称周永康曾干预此案走向。

高海燕和谢和平在经历长达十年的股权争夺后，终于申办完高家堡煤矿采矿证，并开始开采。他们始终未能获得分红，股权争夺战仍在进行中。这场纠纷涉及巨额收益和多方利益纠葛，令人不禁为之捏一把汗。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和发展，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