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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计划生育科里的已婚女性

股市行情 2023-04-03 16:24今日股市行情www.xyhndec.cn
        医生陈素文的诊室是粉色的。
窗帘是淡粉色的，墙上的科普告示是深粉色的，桌上的注意事项、门口的门牌标识、地上的指引箭头，都是粉色。
三十年来，诊室窗外高楼鳞次栉比，院子里的柳树越长越高，但医院里这间计划生育科的粉色诊室巍然不动，陈素文和科室成了一个锚点，守着一条属于女性的避难船。
在这里，计划生育科医生陈素文接纳着来自不代、不同年龄、不同身份、背景、性格、观念的女性。在她身边，这些女性不用感到羞耻，不怕被看见，可以大声讨论面对生育时的困境、焦虑。
在接诊的大部分时间里，陈素文会安静地听完这些女性们的倾诉，仔细地给出治疗意见，然后温柔坚定地告诉她们“不着急，慢慢来。”
在计划生育科这艘小小的避难船上，陈素文发现，随着教育、生育政策、人口的变化，来到船上的女性们的想法、年龄、诉求也都在发生变化——
更年轻的女孩来找她做人流手术，更年长的女性来找她“保胎”，流产手术越来越复杂、患有各种并发症的女性越来越多，而希望“上节育环”的女性，也随着政策开放重新走进了诊室。
这几年，计划生育科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人流”转成了“保胎”。陈素文也感到，相伴三十年的“计划生育”这个词的意义，变得不同了。它不再是具有时代色彩的特定名词，而是更接近词语的本义“该生的时候要优生优育，也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合适的生育间隔。”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更加迫切地想将生育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陈素文总是在想，或许“计划生育科”，也是时候换种称呼了。
二胎政策后，计划生育科的已婚女性
陈素文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了。
3月底的北京，正值初春。下午的阳光温暖、明亮，斜斜地透过半透明的粉色窗帘，穿过这位母亲的发丝，洒在陈素文面前一叠叠病历本和诊疗单上。
陈素文隔着口罩向这位母亲打招呼，询问道“女儿怎么样？”
“8周了。”这位母亲回答道，眼角的鱼尾纹流出笑意。
陈素文低下头，继续看着诊疗单。她的患者并非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而是她未到场的女儿——一位年轻孕妇。这位准妈妈经历过两次胎停，两个月前终于怀上了孩子，却又焦虑，不敢单独去陈素文的诊室看病。只能让由母亲代替她挂号，向陈素文递检查结果。
她告诉这位母亲，让女儿多补血，再来做检查，并叮嘱她向女儿传达，不要害怕，她会一直陪着她们，直到孩子出生。
陈素文本就擅长治疗不孕不育症。2020年“三孩政策”出台，许多因为胎停而需要重复做人流手术的已婚妇女，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诊室中。
这些女性大多已经过了35岁，最年长的有44岁，甚至有的女性已经育有一个孩子。她们几乎都属于高危产妇——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亚健康问题和慢性疾病外，她们中几乎一半的人在初产时会选择剖腹产。剖腹产造成的瘢痕子宫，让这些女性重新怀孕的能力下降，怀孕位置风险度增加，让原本“简单”的日间手术变成了“高危流产”。
但这并不能让她们放弃。陈素文的诊室里，到访过太多重复胎停流产的已婚女性。她记得，最多的一次，有一位病人经历了6次流产，仍然希望能“再试一次”。
一次次的失败后，每位女性出现的症状都不近相同，但都会在诊疗结束时问陈素文“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备孕？”听到她的回答是至少3个月之后，就算隔着厚厚的N95口罩，这些女性们也无法掩饰脸上的失望。
焦虑，在计划生育科的诊室里，是陈素文和已婚女性的共同“敌人”。
除了重复流产和手术复杂度增加外，来问诊的女性年龄也开始两极分化——越来越年轻的未婚女性意外怀孕，排着队来找陈素文做人流手术“二十年前，我接诊的最小人流患者是14岁，但这几年，我甚至接诊过11岁的。”
而越来越“高龄”的、甚至患有慢性疾病的产妇反而开始备孕、胎停、寻求“保胎术”，中间的年龄“断层”越来越大。
不仅在陈素文的科室，在北京另一家妇科医院的人流室里，20出头的年轻女孩们排着队，等着人流手术；而另一边的生殖中心里，50多岁的夫妇们，仍然在尝试做试管婴儿，努力乘上末班车，“再生一个”。
在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程利南眼中，这与经济压力密不可分“35~40岁的夫妻，家庭经济稳定了，这时候可能会再想生一个孩子。但多为独生子女的她们，上有四个老人，工作压力大，怎么会想多生孩子呢？”
即便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容易胎停，导致不得不人工流产，但很大一部分选择选择人工流产的已婚女性，仍然是因为“不想要孩子”。陈素文接诊过许多这样的女性，大多因为避孕失败或无效避孕而怀上了意料之外的孩子。
，已婚夫妇缺乏相应的性教育，在生育政策宽松的当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0-2014年，全球每年有超过5600万例人工流产手术，其中73%为已婚妇女。《2006年~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提出，两次生育后的人工流产风险增加，意味着生育2孩后女性的避孕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当陈素文问起这些已婚女性用什么方式避孕时，其中一位回答说，是体外避孕。
陈素文非常直接地说“你自己也知道，这不能称之为避孕，”她皱起眉头，“根本不安全。”
这位年轻的已婚女性沉默了一会儿，问她“什么样的人流方式能不伤子宫？”陈素文直截了当地回答“生下来最不伤子宫。”
这位“北漂”女性，已经结婚并育有一个孩子。在这之前，她也曾做过一次人流手术。忙碌的生活和工作让她无力再去抚养第二个孩子，于是决定流产。
她问陈素文能不能“药流”，陈素文告诉她，因某些原因医院暂时没有提供“药流”了。这种方式效率没有人们期待的那么高，“流不干净”，容易引起并发症。“我们经常收治外院药流不全的患者，”陈素文说。
她听罢，思考了一会儿，与陈素文约了下周的手术时间，反复确认“到时候一定是陈主任做手术”后，才放心地离开诊室。
“一条龙保胎服务”
陈素文的工作重心，不知何时渐渐变成了“保胎”。
这需要从更早的时间说起。在更早的时候，计划生育科辉煌过，但现在是大多数妇科医生们不愿选择的科室，更有人简单粗暴地称其为“人流科”。如果说产科是迎接新生命降临，那么计划生育科则标志着一个幼小生命的“失败”、“失去”、甚至是“终止”。
但现在，像其他计划生育科的大夫们一样，陈素文的工作重心变成了“如何治疗那些反复胎停、流产和不孕不育的女性”。
“我总是告诉别人，我不是只做流产手术的。”陈素文说，“我是帮她们缓解生育焦虑，按照女性的自我意愿，去决定生命是否来到世上，或者圆她们一个做母亲的梦。”
在陈素文的诊室里，大多都是“回头客”。陈素文能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了解她们每一段怀孕的经历。从这些女性胎停后来做流产手术的那一天起，陈素文的“一条龙保胎服务”已经开始。
从做完手术后查胎停原因、到调理、治疗子宫、再到指导孕前检查，优生优育，重新怀孕、长出胎芽和胎心，陈素文参与了其中的每一环。每一位挺着肚子从计划生育科走出、进入隔壁产科的女性，都被她称为成功“毕业 ”。
陈素文会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女性。她会在诊疗时称她们为“宝贝”、“亲爱的”；会用商量、哄着的语气与她们对话。她也会向她们仔细解释每一步诊疗方案的原理“不要着急，只有先把子宫里的病治好了，才能慢慢怀孕。”
她还从不劝想要生育的女性们放弃。一位瘦削、肤色白皙的年轻女性告诉陈素文，自己有贫血、剖腹产生育了一个孩子，现在想要第二个。经历了三次胎停，她显得困惑又有些绝望。陈素文告诉她得有信心，“很多人都在我这里一直保胎，保不到都不能说放弃。”
造成胎停的原因复杂多样。除了慢性病、剖腹产外，过往经历的重复流产也是胎停的重要原因之一。程利南认为，由于曾经性教育的缺失，许多女性不懂得避孕，甚至将“人流”作为避孕手段之一，一旦怀孕就去流产。而现在，当这些女性想要生育时，过去重复流产带来的并发症会很容易使她们发生胎停。
临床上，一位女性一生中做过两次及以上人工流产，就称为“重复流产”。《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指出，世界每年大约有9900万非意愿妊娠，其中56%以流产告终。按全球每年流产数量为5590万估计，每千名15~44岁育龄妇女流产次数约35次。
而在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工流产数量仍然巨大，每年人工流产例数在900多万例， 其中约有50%是重复人工流产，已育者平均重复流产次数是未育者的1.171（1.098-1.249）倍。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将稳定在每年970万左右，人工流产率约为27‰左右。
雪上�***氖牵酥馗戳鞑猓缃瘢庑┡缘哪炅淦毡槌�35岁。程利南表示，胎停的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当时的第一波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女性，都想赶这个时间怀孕，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40岁甚至45岁以后再怀孕，其中有一半的人是胚胎发育不好的，是容易胎停的。”
一位妇产科大夫回忆说，自己认识一位女性，45岁了想要二胎，“拼了老命好不容易怀孕，结果流产了。”这名妇产科大夫记得，她得知消息后，哭得“一塌糊涂”，后来也没再怀过孕。
让“计划生育”回归本义
来计划生育科“上环”的女性变多了。
“上环”指在女性子宫内放置宫内节育器，俗称“节育环”。在近年来很多中文报道的叙事里，“节育环”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女性身体遭遇“禁锢”的枷锁。许多年轻独立的女儿带着妈妈进入医院，取出体内埋藏多年的节育环，象征着两代女性在多年后，共同拿回属于自己的身体和生育主权。
但女性自我意识进步、性教育普及的当下，“上环”和“取环”的象征意义反而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其实际意义——它不再与时代和政策挂钩，只是回归了其作为一种经济的、高效的避孕手段的本质，供女性选择。
与曾经被迫“上环”后十几年置之不理的女性相比，陈素文认为，如今主动要求“上环”的女性，对自己身体状况敏感，反而是一种避孕和性教育意识提高的体现。“她们完成生育计划了，就采取一种长效理性的避孕措施，”她说。一切都是能掌控的、有计划的。
同样需要回归本意的，还有“计划生育科”。这两年来，陈素文总是会接到别人的电话，问她生育政策放开了，是不是科室要消失了，这让她觉得很无奈。
在中国，“计划生育”四个字有着鲜明的时代感，是连接着特定生育政策的产物，使得人们总以为“计划生育”相当于“流产”、“节育”。
事实并非如此。在国外，长久以来，“计划生育”更多指的是一个家庭内的生育安排——选择合适的生育间隔，生育时间，优生优育，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在美国，“计划生育协会”也被称为“planned parenthood”。在中国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下，这种被强力干预的家庭生育安排几乎是完全统一的“生完一个孩子后，所有家庭的计划都一样，都是终止妊娠。”
但现在，陈素文觉得，人们对“计划生育”这个词语的认识或许也需要改变。计划生育科本身或许可以换种称呼——“我们可以叫‘生殖调节’，或“生育调控”，帮想避孕的人避孕，帮想生孩子的人生孩子。这也是与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相符的。”
除此之外，就如同“家庭计划”所注重的“家庭”一样，“计划生育”的责任也同样需要落在家庭上，而非仅依靠女性的节育。
程利南认为，男性的计划生育责任一向是缺位的，“也许许多领域都是重男轻女，唯独在避孕和生育领域是重女轻男。”
从节育方式上来说，针对女性的节育手术，可及性更强，而真正提供针对男性的节育手术的医生和机构则较为稀少。社交媒体上，总能看到一些男性想要结扎，到处找男科医生，却没人能做。
实际上，在过去的50年里，相较于女性，男性能使用的避孕方法几乎没有变化。当前，男性唯一能使用的避孕方法只有避孕套和输精管绝育手术。而女性，除了输卵管结扎手术之外，还能使用节育器、皮下埋植避孕针、口服避孕药、和长效避孕针等多种避孕措施。
这种性别间的生育责任不平等，也体现在了妇产科上。尽管先锋的妇产领域理念鼓励男性参与进产科和生育健康中，但一些产房或妇产科科室的门口，仍然有时会写着”男性止步“或者”家属止步“。
许多临床医生认为，这是保护女性在做检查时的隐私和心理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一些专家认为，这也限制了男性参与进家庭生育健康的决策中来，导致其对流产、胎停等生育创伤认识不足。
在陈素文接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曾问她能不能不要在请假条上写因为流产而请假？那位患者在一个工作日下午找到陈素文。这个女孩是个白领，做着精致的美甲、戴着墨镜、烫着卷发。
        她告诉陈素文，自己的上司是男性，不知道怎么解释流产“我只能告诉他，这段时间得甲流了，要休息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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