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记者会：外储下降是正常现象 本来也不需要那么多(全文)
摘要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一场主题为“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记者会吸引了众多目光。中国行长周小川先生，副行长易纲先生，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潘功胜先生，以及副行长范一飞先生齐聚一堂，共同回应了记者们的关切。点击观看回放，感受这场金融领域的思想盛宴。
文字实录
何绍仁（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记者会，本次的主题是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的多位重要官员，就这一主题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
（记录员记录时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问：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汇率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坚持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并希望稳定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中的地位。请问央行今年将如何保障汇率的稳定？
周小川（中国行长）：去年下半年汇率波动较大，原因多元。一方面是中国对外投资和其他外部活动增多；另一方面是美国大选带来的意外情况导致美元指数上升较快。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稳定且更为健康的发展，汇率自然会呈现稳定趋势。我们在政策方面不会做过大的调整，但在执行和监管方面会更加精细。今年的人民币汇率应该相对稳定。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外汇市场的敏感性，全球经济以及中国国内的各种***都可能引发波动。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但正常的汇率波动是常态。
彭博新闻社记者提问：中国和美国在利率方面的差异对维持人民币的稳定有何重要性？
周小川：从外汇市场交易层面看，利率差异是短期操作的动因之一。但从中期角度看，各国的利率水平主要由国内经济情况决定。虽然中美存在利率差异，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明显的、持续的投机活动或资本流动。每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和通胀率都不同，这也是各国利率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例如日本虽然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但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因此我认为利率差异虽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中美等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包括政策调整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特别是通过资本流动对于外汇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仍需要保持理性和平衡的态度来对待汇率问题并做出理性的决策和判断总体来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方向坚定不移的推进下去。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并寻求推动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途径和方式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上海证券报记者提问：
结语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我们听到了关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深入讨论和交流。感谢中国官员的精彩回答和分享让我们对金融领域的未来充满期待。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金融领域的动态和发展趋势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分析。
规范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统一资管产品的定义和范畴，明确其业务范围和运作方式；二是加强监管通气，提升市场总体观察和风险把握的能力；三是针对资产管理产品存在的嵌套运行问题，强调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避免过度套利和违规行为。各部门对于资产管理业务的定义、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已经初步达成一致，具体的政策规范将会进一步细化并适时出台。
在制定和出台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央行将其视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试验田。随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升级，期望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将这一机制提高到更有效的层次，以确保资产管理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关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央行一直秉持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原则推动其发展。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在规模、品种、基础设施以及投资者多元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发展，为支持中国实体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稳步推动债券市场的开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欢迎境外机构到中国发行债券，即“熊猫债”；二是便利境外机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
央行在推动债券市场开放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放松市场准入、消除限制、丰富对冲工具、便利资金跨境汇入汇出等。尽管没有刻意追求人民币债券是否被纳入某一个具体的债券指数，但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将稳步推进，并取得更明显的进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步伐有望在今年更快一些，可能会有大的举动。
央行在统一资产管理业务标准和推动债券市场开放方面的工作，旨在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公平竞争和推动市场的开放与国际化。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落地，预期将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去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逐渐吸引了众多境外投资者的目光。目前，已有超过四百家的境外机构参与投资，投资额度高达八千亿元人民币，且去年新增投资者一百多家，投资额度增加了近一千五百亿人民币。全球知名金融指数编制机构彭博近期设立了新的指数，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其中。同样，全球知名金融机构花旗集团也宣布将把中国的债券市场纳入其即将推出的三个指数中。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债券市场开放的潜力巨大。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正计划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会计、审计、税收和评级等方面，旨在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和友好的投资环境。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跨境合作也是未来工作的重点。
近期，有经济日报记者提问关于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引发的货币市场利率上升问题。对此，周小川表示，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且强调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的。关于市场担忧的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是否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并加剧“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周小川认为应该全面看待这一问题。他强调，货币政策在稳健方面适当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指出，虽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但银行业和金融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以更多地面向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这将逐渐缓解融资难的问题。至于融资成本问题，除了名义价格外，还需要考虑实际价格以及其他相关因素。
关于去杠杆的问题，这是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两年在这方面推进得不够迅速。对此，易纲表示我国杠杆率总体不是特别高。但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较高，因此这是我们需要关注并采取措施的地方。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稳住杠杆率的问题，使其每年增长得少一些、慢一些。
在当前的金融杠杆结构中，家庭、和企业之间的杠杆比例存在一些优化空间。我国的杠杆率相对较高，与国际水平相比尤为明显。这一现象与我国以银行为主导、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密切相关。高储蓄率使得大家更倾向于从银行借款，从而导致了较高的杠杆率。可以说，高杠杆率和储蓄率高是我国金融结构特点的两个侧面。
在此背景下，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值得我们，那就是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引入更多的资本金。当资本金增加时，杠杆率会自然下降，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会增强。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各个行业中严格资本约束，推动企业和投资者树立一种理念：企业、投资应基于自身资本金来承担风险，然后再进行借款或发债融资。这样，资本金与借来的资金之间就能达到一个最优的配置和比例。这样的策略不仅能激发全社会融资结构的优化，还能促使投资主体更加谨慎地评估每一个项目的风险，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稳住整体杠杆率，并逐步实现下降。
针对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其微观基础在于一些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杠杆率过高。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对于那些杠杆率已经过高的企业，他们需要进行内部改革，同时金融系统也要避免过度支持这些企业。除了之前提到的鼓励直接融资外，还可以考虑市场化的债转股。产能过剩也是导致杠杆率高的一个原因。去产能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业需要大力支持这一政策。金融机构在内部评级和客户监测方面也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和改进，以便及时发现并调整那些融资结构不合理的企业。
关于第三方支付产业的问题，近年来该产业发展迅速，也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角度看，由于市场参与者众多，供需失衡，过度竞争的问题逐渐凸显。由于内控和风险管理的不足，消费者的保护问题也备受关注。针对这些问题，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风险化解和处置，并强化了基础建设，建立了领域的基本规矩。
我们的金融结构正在经历变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入理解并优化金融结构，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非银行支付产业的蓬勃发展与监管之路，我深感激动并充满期待。这个新兴行业如璀璨新星，照亮了中国经济的天空。从最初的观察与包容，到现在的规范与发展，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求最佳的平衡点。
范一飞副行长详细阐述了我们的努力。一方面，我们出台了网络支付办法，推行了账户分类制度，对支付机构实施了分类评级。另一方面，我们重视监管，特别是对那些无证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进行了整顿和清理。更令人振奋的是，支付产业不仅没有停滞，反而更为健康地发展。从2013年到2016年，支付机构年处理业务量从数百亿笔跃升至千亿笔，金额增长更是惊人。这充分证明了中国支付产业的活力和潜力。
周小川行长也分享了宝贵的观点。他强调，科技的发展可能给支付产业带来巨大改变，这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高度鼓励金融科技的发展，并与之共同合作。我们更要注重防范风险，确保健康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支付机构动机不纯的问题也亟待解决。我们希望支付机构能够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安全和客户服务上，而不是在资金上做无用功。我们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也要引导它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面对去年新增贷款和融资总量的记录增长，今年货币政策转向稳定中性并强调防范风险的情况下，信贷增长势头是否会得到遏制？住房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比例是否会发生变化？利率水平是否会上升？周小川行长对此也给出了宝贵的解答。他表示中国经济仍有潜力增长，货币政策会根据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情况来制定。今年工作报告中的预期数字是M2增长大约12%，社会融资和信贷也会大致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掌握。
周小川谈经济反馈与数字普惠金融
时间：2017年3月10日
记者：南方都市报记者
周小川，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反馈数据和实际情况，他表示会根据这些信息进行适时的微调。他强调，***在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和数字，都是经过深入调研、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后得出的。两会代表对此也表示了广泛的支持。
谈及结构性问题，周小川特别提到了房地产信贷的增长，尤其是个人购房贷款的快速增长。他指出，这不仅有助于居民购房，特别是在一些库存较多的三四线城市，有助于降低库存。在一二线城市，这种情况也可能导致房价上涨。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个人购房贷款实际上带动了整个房地产产业链的发展，包括一系列相关产业的供给。这个贷款的影响远不止于购房本身。
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去年G20峰会上发布的高级原则强调了数字鸿沟的影响。他解释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金融服务应该更多地惠及大众，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面向弱势群体。数字技术为普惠金融服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社区和偏远地区。
谈到数字鸿沟是否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时，周小川指出，央行正在与业界合作，共同促进这一领域的发展。他认为，除了传统金融机构的参与外，科技类企业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仍有很多潜力可挖。他提到了一些政策上的激励机制，包括货币政策中的结构性信贷政策倾斜等，以支持这一领域的发展。同时他也强调了在推动普惠金融服务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
财经新闻报道
日期：2017年3月10日
记者：财新记者
关于我国外汇储备从峰值4万亿美元降至约3万亿美元的现象，我们向周小川行长提出了以下问题：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的政策内涵发生了变化？未来在应对外汇流出方面，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
周小川行长回应：关于外汇储备的下降，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了快速增长。特别是在2002年下半年，增长速度尤为明显。当时，不仅国际上存在一些摩擦，我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必要持有如此大量的外汇储备。冲高至4万亿左右并非我们的目标。其中，部分资金被认为是热钱。
周行长进一步指出，从国际层面看，自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和货币宽松政策，特别是数量型的货币宽松（QE），导致了大量流动性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有4.2万亿美元流入了新兴市场，其中至少1/3流入了中国。但这些资金的稳定性较差。当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时，相当一部分资金选择回流。这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情况，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普遍存在这一现象。
对于外汇储备的下降，周行长认为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我们需要审视资本流动政策是否存在不足，并进行改进。另一方面，外汇储备的适度下降是正常的。易纲行长曾指出，储备是为了使用而非观赏。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仍是全球第一，远超其他国家。在政策制定上，我们持有平常心，即便面临问题，也不会过度反应。我们会对个别环节进行理顺。
易纲行长补充：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过程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有益。有人担心外汇储备动用后就没有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在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过程中，我们尊重市场规律。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得市场信号得以发挥，同时也是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后，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我们可以考虑如何优化储备水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汇率的平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同时尊重了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
潘功胜副行长表示：在此过程中，中国对外资产持有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过去几年，官方外汇储备是形成对外资产的主要部分，但现在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正在增长。官方外汇储备形成的对外资产与市场主体所持有的对外资产各占一半。这体现了藏汇于民的政策导向，对外资产的结构性变化是一件好事。关于跨境直接投资的问题，近年来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迅猛，而与此来华直接投资则有所减缓。对于这样的趋势，和外汇局都给予了高度关注。政策制定上，我们既要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寻求国际合作与机遇，也要确保投资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导向，避免盲目跟风或不良动机的投资。
对于外界关于跨境直接投资的一些议论，尤其是关于外汇管理的部分，我想说，中国一直承诺经常项目是可兑换的，这是没有限制的。企业在享受国际收支带来的便利的也有义务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和统计。这样一来，可以确保跨境资金的流动在合理、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至于对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于吸引外资的政策和环境改善措施，中国将继续努力并扩大自由贸易区试点，以便更好地吸引外资并改进投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内外投资的态度应当是开放的，既欢迎外资进入，也不限制国内资本流出，这样才能让资本流动更加健康。对于个别不健康或有疑问的情况，我们会鼓励大家深入研究并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
关于汇率的问题，人民币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大家都是有利的。市场的浮动是常态，不必过于担心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对于出国留学或旅游的人来说，汇率波动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但不必过分焦虑。重要的是理解汇率的浮动是经济调整的必然结果，有助于建立市场信心。人民币汇率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对于未来是否会跌破某个整数关口，这需要看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确保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和稳定性，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谈论人民币兑英镑的汇率波动，是许多家庭，特别是那些有子女在英国留学的家庭关注的焦点。周小川先生对此有着深入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
周小川先生指出，汇率波动是常态，无论是升还是贬，都是在一个方向上的短暂走势。长时间的单一方向走势是难以持续的。对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并适应。
近期，关于人民币贬值的言论在市场上较为盛行，特别是某些对冲基金等市场参与者因为自身利益而放大了这种声音。周小川先生认为，这种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是阶段性的，并且有点过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健康增长，特别是去年GDP增长6.7%，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速度。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结构调整的阶段，只有更加强调结构调整，才能确保长期持续健康的增长。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周小川先生认为，除了经济健康与否这一重要因素外，金融稳定性也是决定货币价值的关键因素。如果经济健康且通货膨胀较低，货币就会比较坚挺；反之，如果金融出现大的不稳定，货币则可能出现贬值。
至于每日之间的汇率波动，周小川先生建议大家关注美元指数，因为美元仍旧是国际货币中的主要货币。美元的波动有很多因素，包括其自身的国内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对中期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判断。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结构调整取得成效，这些积极因素将决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周小川先生代表感谢媒体对金融行业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大家对工作的关注与报道。
本场发布会到此结束。对于那些关注金融、经济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朋友们来说，周小川先生的见解无疑是一场盛宴。他的观点深入、清晰，为大家理解这个复杂的话题提供了有力的指导。谢谢大家。